四合院保护仍是“难解的方程”吗？

     直到今天，在不少人眼里，四合院的保护仍是一道“难解的方程”，除了“拆”字一张旗，似乎别无捷径。

    “减少居住人口，是四合院整治与保护的前提，这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但是钱从何来？”一位开发商说，“拆了四合院再建四合院，我们就无法平衡投资，只能建成楼房才能平衡。因此在危改中，四合院被楼房取代难以避免。”

    从1990年开始，北京对旧城区的危房进行大规模改造，迄今全市已累计投资400亿元，拆除危旧房屋430多万平方米，动迁居民20万户。其间，大量四合院被成片拆除改造为高楼大厦。

    对这种变化，特别感到不适的是建筑专家们。“这些高楼如不加以限制就很危险，进了故宫，看见周围都是高楼，故宫就被破坏了”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对记者说。

    一些尽可能尊重原有胡同、四合院体系的改造方式则得到学术界称道。菊儿胡同改造工程原貌保留了胡同内质量尚佳的四合院，而人口稠密的危房则被改建成美观实用并按照四合院格局进行围合的二三层楼群；国子监街区的整治则通过市场运作，将危房及一些厂房拆除改建恢复成四合院，使一条古街愈显古色古香。

    但是，开发商们似乎更看重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像菊儿胡同改造工程这样的小规模运作方式一度陷入了困境。

    “并不是这样的改造平衡不了投资，而是开发商觉得利润太少。他们觉得，高层高密度的改造方式更符合他们的利益。看来，对历史街区的整治与改善，不能简单地交给开发商来做。”菊儿胡同改造工程的设计师、两院院士吴良镛评价说。

    “这种大规模的房地产改造方式，还对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造成破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谭英说，“为平衡投资，开发商将大部分居民外迁到郊区，这些居民的居住条件虽得到改善，但是位置远、交通成本增加，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就业、娱乐、进修、与亲友团聚等基本的生活需要。”

    “危改加房改”可能解开“四合院方程”

    人们的视线再次回到对胡同、四合院进行小规模的整治与改善上。北京市东城区，4处平房在规划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翻建，仍保持了四合院的特点，改建资金主要靠居民自筹，住户们增加了居住面积，并通过在院内建设化粪池，或者引入市政支线，增添了卫生间和淋浴间。

    “根据国外经验，让居民自觉地修缮旧房，是最经济、最有效也是最理想地解决危房问题及旧城风貌保护问题的办法。”两院院士周干峙对此予以肯定，“危房改造工程必须从过去以开发为主体转变为以居民为主体，应制定合理的政策，提倡居民参与小规模整治。”

    “当然，小规模整治还需与人口的疏散结合起来，应该把城市的商务功能拿到旧城之外集中建设，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格局。这样，人们就愿意到旧城外的这些地区去就业、居住，四合院里的人口就会减少，而政府又能通过新区的土地开发获得更大财力，四合院地区的整治与保护就能做得更好。”北京市政府顾问刘小石说。

    学者的意见正在引起决策部门的关注。去年，北京市在旧城之外的朝阳区规划了一个占地3.99平方公里、建筑总容量近1000万平方米的商务中心区，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95家入驻这一地区。

    而在四合院密集的旧城区，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方式不再得到鼓励，一种发动居民积极参与的“危改加房改”的住宅合作社方式，在成功试点的基础上得以推开。

    “好的四合院和古树我们将成片保留下来，需要改建的危房我们将严格执行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建设，体现四合院民居的特点，充分尊重城市的历史环境。”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对“四合院方程”的求解充满信心。

    作家李国文甚至提出，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对居民的文化心态产生了相当的消极影响。他在《超越四合院》一文中说：“封闭得紧紧的，是四合院最大的特色”。“中国人要不从心灵里走出这种紧闭着的四合院，要想有大发展、大成就，恐怕也难。”

    学者舒乙则提出截然相反的个人体验：“成片成片绿荫覆盖的四合院衬托着气势恢宏的城市中轴线，以成真正意义的北京。如能建立合理机制整治四合院，那些缺胳膊短腿、残破不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四合院也许一下子就变成了最漂亮、最舒适、最昂贵、最抢手的宝贝。”

    在积淀着深厚历史的北京，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类事关传统与现代的话题。但眼下的这场讨论，已经超出了文化层面的分歧，涉及到至今仍生活在四合院里，占北京市旧城区人口总量一半的人群。

    “四合院在北京已存在了800年，在今天仍在为人们所用，是北京最有生命力的一种住宅，它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与现代建筑理念是一致的。”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说，“虽然许多四合院在人口激增的重压之下已成危房，但是我们有责任把它们抢救保护下来，继续为我们服务并延续城市的文脉。”

编辑：吴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