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演说家，他的著作已经有多个中译本，其中最“匪夷所思”的或许是张爱玲的译本了。

张爱玲为什么要去翻译爱默生？后者从思维到文笔都那么正，而前者又那么“邪”。

可能是在诡异的凄凉、华丽的颓废中浸淫久了，想补一点气了。真的，想补一点浩然之气，没有比从爱默生那儿更恰当的了。用与爱默生同时代的美国作家约翰·布罗斯的一句话概括：“在全部历史上我找不到别的人有爱默生具有的同样健全的理智。”

二次大战之中，一位被俘的德国士兵在俘虏营里偶然看到了爱默生的作品，他整个人一下子被震撼了，痛定思痛，觉得自己不应该追随法西斯，而应该坚持人类的良知和真理。

这就是高贵的价值，这就是道德的力量。19世纪的美国刚刚起步，一直处于蓬勃的上升期，所以才有这么方正的文风，这么积极的心态。爱默生的思想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崇尚自我，标举性灵，他相信人类的可完善性和无限发展的潜力，激励人们去过一种自信、自助、自立、自制的生活。正如张爱玲在译序中所言：“他并不希望有信徒，因为他的目的并非领导人们走向他，而是领导人们走向他们自己，发现他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思想。”

如果说美国文化盛产“心灵鸡汤”的话，那么爱默生差不多是最老的牌子了。而且，爱氏鸡汤最为醇厚，不虚夸，不造作，不媚俗，不掺一点水分。其后蜂拥而起的无数“心灵鸡汤”作品，恐怕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用爱氏鸡汤“勾兑”而成的。

在美国人的思想道德大厦中，爱默生是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肯称他为“美国精神的先知”、“美国的孔子”。后一个称号肯定让我们感到亲切，比较一下这两位“先知”传播思想的方式，是很有趣的：孔子是家常式的，平时充满慈爱地说下只言片语，由弟子记录后，慢慢地传播到广袤的时间和空间里；而爱默生是殿堂式的，以演讲作为自己的职业，特别善于在庄严肃穆的场合发表激情四射的演说，直接撞击广大听众的心灵。在个人的风貌上，两个人都堂堂正正，具有罕见的人格感召力；在思想的深度上，两个人都堪称博大精深，达到了各自所能达到的顶峰；但在言说的气场上，爱默生无疑要比孔子更响亮、更恢弘。当然，这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关。通常说来，一个注重“自由表达”和“个性张扬”的文化土壤里，更容易培育出深厚的演讲传统来。同时，爱默生也要感谢他那个时代的听众。那个时代的听众是真正有水平、有耐性的，他们不像今天的听众那样，必须在开讲两分钟后就听到一个笑料，或三分钟后就听到一个深宫密事，四分钟后就听到一个创富之道，他们是来进行真正的精神漫游和思想探险的，他们是来补充浩然之气的。可以说，爱默生和他的听众，相互成全了对方。

我的阅读有时也是偏于邪一路的，而且在我看来，邪又分“女性之邪”和“男性之邪”两种。张爱玲当然属于第一种，这种女性之邪，往往由偏离主流的、怪异的成长经历和生活方式，或犀利的女性直觉、超凡的语感而来；而王小波属于第二种，这种男性之邪，则往往由深邃的哲学素养、强大的知识背景、纷飞的想象力而来。我喜欢并惊艳于第一种，崇拜并时刻想模仿第二种。

但邪得久了，总有点偏枯之感，甚至感到害怕，所以我也需要补气，也需要爱默生。

1837年，爱默生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被称为一篇美国知识界的“独立宣言”。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学者》的最后一段话：“我们听着欧洲温雅的文艺女神说话，听得太久了。人们已经怀疑美国的自由人的精神是胆怯的，模仿性的，驯服的。大众与私人的贪欲，使我们呼吸的空气变得厚重而肥腻。学者是行为端正的，怠惰的，柔顺的。你已经可以看到那悲惨的结果。这国家的心灵，因为人家教它以低级的东西为目标，他自己吞噬自己。”

这话，似乎也是说给中国学者听的。

编辑：孔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