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广告虽然有点夸张，但没有虚假。从揭秘“红楼”到品评“三国”，从纵论《史记》人物到细述清史风云，从解读《论语》到感悟《庄子》，《百家讲坛》酿制了一坛坛的国学老酒。依据这些讲坛内容而编辑出版的书籍，销量都在几百万册以上。就是说，从一般民众的眼光来看，这一坛坛国学老酒都是醇香好酒。尽管已有一些学者指出其中存在不少“硬伤”，但观众和读者似乎觉得无所谓，仍然喝得有滋有味。平心而论，《百家讲坛》对于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动作用是不能否认的，不过，从中也映照出了我们当代学校教育的一大缺失，即缺少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这表现为即使是受过大学文科教育的，传统文化的知识也非常贫乏，绝大多数不具备阅读传统文化典籍的能力。

造成当代学校教育这一缺失的原因有很多，从体制上讲恐怕和近代中国在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时，完全排斥了传统的书院制度有很大关系。从唐末到清末，书院是人们接受和研究今天所谓国学的主要场所。诚如胡适所说：“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由于书院和科举相关联，在晚清废科举、开学堂的改革潮流里，取消了书院。在此后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中书院就消失了。然而随着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人们意识到了接续和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在“五四”猛烈批判儒学之后不久的1920年代，兴起了关于“国故”的讨论，就表明了这一点。“国故”的讨论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社会如何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的培养？1923年底，正热衷于整理国故、为《国学季刊》刚写了发刊宣言的胡适，作了《书院制史略》的演讲，认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并对书院退出历史舞台深表遗憾———“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1921年，同样是“国故”讨论中的风云人物梁启超，提出新式学堂应“采前代讲学之遗意而变之”，实行自由讲座制，他在戊戌维新时期曾力主改书院为学堂，现在则追怀已逝去的书院。本来就反对废书院改学堂的章太炎、马一浮等，更坚持只有书院才能有效传授国学、培养研究国学人才。于是，章太炎创办国学讲习会，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称“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事实上，“五四”以后在国学教育和研究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机构，如清华研究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香港新亚书院，它们的办学宗旨都明确规定了要采纳书院制度。

为什么书院对于传授国学、培养国学人才特别有效呢？简单地说，是由于书院体制主张三个“打成一片”———将现代学校教育中分科的知识打成一片，使为学与做人打成一片，使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这与传授国学、培养国学人才是相适应的。国学的知识内容是综合性的，以国学中分量最重的经学来说，涉及到的学科有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还有自然科学，因而将其放到现代学校教育的学科分类中去传授，只能获得零碎的知识片断。书院的教学不以学科区分，形成与国学内容相一致的知识体系。国学以儒家为主导，主张知行合一，即学问与道德的统一。书院教育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一面求知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求知的过程也是道德修养的过程，教师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是学业上的向导，也是人格上的榜样。现代学校教育主要以知识教育为主，受教育者很难体察到国学学问与道德统一的内涵。传统国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同学派的创立而获得发展的，唐宋以来的学派基本上都是以书院为中心而形成的。之所以如此，与书院的师生关系融洽分不开。书院的师生，互相问难。讲学切磋，老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学生在和老师零距离的接触中，体会、领悟到了那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真谛，于是师生相承，衍化为某个学派。现代学校的师生，除了课堂听讲，交谈的机会绝少。特别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老师甚至将讲台搬到了网络上、电视上，学生所见，只是屏幕上老师的声和影。这样的教育方式，实际上是有缺陷的。

书院制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统文化人才的培养具有独特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要废弃学校而重建书院，而是，当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统文化人才的培养再次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必须正视传统书院的经验，这对于我们整个学校教育体制的改革是有意义的。青年毛泽东在建党初期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他起草的《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强调，这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这引起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注意，他感慨于“近20年来，取法欧美，建设学校”而“书院旧制，荡然无存”，向人们推荐湖南自修大学的宗旨，希望中国现代学校能够“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这实际上蕴含着他对建立中国现代学校教育体制的思考：既要有取法欧美的国际视野，又要有接续传统的中国经验。推而广之，我们的教育改革既要学习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长处，也不能完全丢了本民族的优良教育传统。

编辑：孔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