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人网题记：在我们大谈格调、时尚的今天，不妨听听这不同的声音。

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无边无际的消费社会之中。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时每刻都为商品所包围；从东方到西方，从摇篮到坟墓，从衣食住行到文化学识，概不例外。我们可以离开人群而独处，我们却不可能离开商品而独存。商品是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以无所不包的巨大魔力统治着这个社会，人们都不得不俯伏在它脚下。商品是最有效的宗教批判的武器，它“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们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它摧毁了一切宗教，然后自立为一种新的宗教——拜物教。

在这个商品王国里——这个王国最大的特点是永不止息的扩张与升级，这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王国——不同的商品按照自己的身价自发地形成了井然有序的等级。在每一个不同的时刻，这一等级体系都显得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然而，商品王国却在一刻不停地刷新自己的等级表。这里的统治者既非终身更非世袭，它们每一刻都面临被迫禅让的危险——这就是所谓的“时尚”。当然，运动总是相对的，在一定时段内，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等级秩序；高低等级之间相区别的东西就是它们所代表的所谓“格调”。

“格调”一词不知源于何典。唐秦韬玉《贫女》诗有“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之句；这里的“格调”主要指的人的品格。查《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词条“格调”有两个释义：一是指不同作家或不同作品的艺术特点的综合表现，二是指人的风格或品格。看样子，这个词的含义已经有所拓展，更强调的是风格（艺术风格或人的风格），品格的含义已有所淡化。三年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保罗· 福塞尔的一本题为Class 的书被翻译过来，并被冠以“格调”的汉语书名。这里的“格调”已与人的品格无关，而成为“风格”或“品味”的同义语了；也就是说，“高格调”已不再意味着人品高洁；原本与“高格调”相对立的“俭梳妆”（按：此处“俭”通“险”，意为奇特怪异）现在却往往是“高格调”的表现了。

这一词语的含义的演化颇有耐人寻味之处，然而这里暂且不去寻这个“味”，我们且去探究探究摩登的“格调”（这里的“格调”已被剔除了道德性的含义）。

讲格调原是有产者的专利。街头卖油饼的老大妈只会关心每天是否吃得饱穿得暖；至于如何才能吃得更有格调，穿得更有品味，那是那些有些闲钱、脱离了温饱线的人才会有的念头。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仓廪实了才有条件讲礼节。仓廪实了多半也希望讲些礼节；因为人大约都有些自尊心理，总希望能赢得他人的尊重。遵守礼节就会使人显得有教养，而教养是身份、地位的表现；因此，礼节也就是一种格调，一定的礼节是一定身份的表现。三家村的土财主自有一定的礼节以与普通老百姓相区别，达官贵人们又自有一定的礼节使人们不致把他们与土财主等量齐观。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总想通过一定的行为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中曾说美国存在一个“看不见的顶层”，但我们不妨把这种隐藏身份的行为看成是显示身份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不是不想显示，而只是不屑以故意显示的方式来显示），从而享受别人的敬意。显示的方法很多，谈吐学识、仪态举止乃至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能成为显示的途径。被显示的东西便具有一定的格调——当然，这种格调在不同的人眼中又自有高下之别。

营造格调的目的就是显示地位。鲁迅先生曾说：“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后来在北京去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北京的皇宫虽然沉闷刻板，决不是什么好的居处，然而却雄伟庄严，自有一股帝王霸气；皇帝们也决不愿放弃这所豪宅而去住虽然也许更舒适却有损帝王威严的小院。许多时候，人们为了显示地位，宁可把自己置于不舒适的状态；比如以前中国女人的裹足或者西方女人的胸衣。

刻意营造的格调对于维护人们地位的尊严往往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1736年出版的策特勒百科大词典中关于“宫廷、礼貌和宫廷侍臣”的条目对此有很明白的说明：“假如所有的侍臣都是因为君主所具有的内在的品质而尊敬他的话，就不需要那些表面的豪华排场了。然而，侍臣的服从大部分是迫于君主的豪华场面。不管是单独而行，还是前呼后拥，君主总是同一个人。但是有很多例子说明，当君主单独与他的侍臣打交道的时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权威。这时候人们对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当他处于与身份相当的豪华场合的时候。因此，一个君主不仅需要替他治理国家的臣仆，还需要为他个人服务以及替他张罗排场的臣仆。”（见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P336，三联书店1998）

许多人都在追求生活的格调，然而格调的营造却是有条件的。魏晋六朝时期，做名士是一种时尚；名士生活便意味着高雅的格调。怎样才能算是名士呢？王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按王恭的说法，做名士的要求也不高：一是要有闲，二是要会喝酒，三是要有点才学。有了这三条，你便可以过一种有格调的名士生活了。这三条中，除第二条是六朝名士的特别时尚外，另两条很可以推广开来。有闲的本质是有钱；一个每天为衣食奔波的小百姓哪能常得无事？有了钱，又受过还不错的教育，你就可以仿照上流社会的样子装点自己的生活了。倘若光有几个钱，缺乏起码的才学，那就是暴发户了。暴发户并非不想模仿上层社会的衣冠风流，，只是胸无点墨，想模仿也模仿不好。倘若诗书满腹却又穷困潦倒，那就只好“落魄江湖载酒行”了；这时候，衣食尚且堪忧，多半也就顾不上雅致风流了。读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冒家未遭战乱时，冒襄与董小宛“静坐香阁，细品茗香”，或吟诗作画，或赏月品茶，这一对富贵闲人真是“格调”到了极致。及至甲申变后，冒家仓猝流离，冒董二人漂泊相依；当那“长夜不寐，莽风飘瓦”“鬼声啾啸，如蛩如箭”之时，昔日之风流格调哪里还有存身之地！风流文人李渔做《闲情偶寄》，谈声容，谈居室，谈器玩，谈饮馔，一副“风流高格调”的样子，实在也只因他会打秋风，不缺银两；否则，即便天才如曹雪芹也做不出这书来。——当然，曹雪芹做的《红楼梦》也是一派富贵气象，可惜终究是“秦淮残梦忆繁华”，曹雪芹本人却是“举家食粥酒长赊”；喝粥、欠债是谈不上什么风流格调的。

讲究格调虽是有产者的共性，但具体到什么才算格调高雅，却又没有一定之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阶层都自有不同的格调标准。《诗经》中的《国风》在其时不过民谣罢了，何尝有什么格调，然而它们现在仅因其古老便身价不凡了。我们现时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谣过了一万年大约也会被人供奉起来的。中国的旧文人“愿秋天的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这自是一种风流格调。西方的旧绅士却喜欢意气用事，动不动就与人拔剑决斗，这也是一种风流格调。倘中国的旧文人遇见了西方的旧绅士，前者必斥后者不逊，后者必斥前者无能；这实在不过因双方“格调”的标准不同罢了。按福塞尔的说法，现在美国的中产阶级多半倾向于西装革履，开一辆豪华的奔驰或宝马；而一个上层阶级则可能很不经意地穿着肮脏破旧的牛仔裤，从脏乎乎的旧雪佛莱车里钻出来——这大约是绚烂之极便归于平淡吧；他们所追求的格调是大不一样的。

由于人们制定格调高下的标准是格调所体现的金钱或学识（当然，高级学识本身也是金钱的一种体现），所以用以体现格调的对象本身在评判中往往反而显得不很重要了。比如倘若一个人在读《三国演义》，一个人在读《三国志》，我们大约会对后者抱有更多的敬意；倘若一个人在读《红楼梦》，一个人在读《清平山堂话本》，我们恐怕还是会更尊敬后者。如果说读《三国志》比读《三国演义》需要更多的学识，《清平山堂话本》却比《红楼梦》更浅显。因此，在这里，我们的判断并非根据文本本身，而是文本背后的东西。在这个例子中，《三国志》与《清平山堂话本》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更少有人读，因此也都意味着它们的读者的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可能意味着更高的专业素养，因此也就更可敬。

在传统社会中，贵族阶层或其他类似的统治阶层总是社会中最崇尚高雅格调的群体，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金钱和学识上维持这种格调；这种格调也是他们高居众人之上的身份标志。然而，随着现代工业民主社会的到来，贵族阶层日趋没落了；金钱成了整个社会的追逐对象，从而统治着这个世界。金钱作为自由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主要媒介。它解脱了个人对他人或共同体的依附，促进了人格的独立和自主。同时，由于它使一切都成为由金钱标价的可交换的商品，它实际上也拉平了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距离，使人格的个性与物品的个性都趋于消解。“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为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什么东西有价值’的问题越来越被‘值多少钱’的问题所取代。”（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P9,学林出版社2000）在这种金钱社会中，不再有贵族，社会根据占有金钱的多少而分为不同的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也日趋平均化。以前那些为贵族所崇尚的格调也被贴上价格的标签任人购买。购买这种格调的当然首先是上层阶级。当大众的购买力增强，以至于足以支付以前只有上层阶级方有能力支付的格调的价格时，这种格调就不再具有荣誉性，因此，它就势必为上层阶级所抛弃。这时，上层阶级就必须重新营造价格更高昂从而足以将本阶级与下面的各阶级区别开来的格调。现代生产的发展使大众的购买力不断增强，于是一轮一轮的格调竞赛游戏就不断地进行下去。反映这种流行的格调的东西就是时尚。

编辑：李颖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