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书。因为在席卷全球的新奢侈主义风潮下，决定奢侈品命运的表象是金钱，而深层背景仍然是文化心理认同。

在这个意义上，目前讨论中国企业出品奢侈品的时机是否成熟，事实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问题的本质已然不是时机的问题，亦不是方式与方法问题，而是我们如何构建“中国范式”的奢侈品牌文化。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早在公元五、六世纪，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在欧洲绝对是典型的奢侈品，而这些奢侈品背后正是强大无比的中国东方文化，“堂堂中华天下来朝”，奢侈品不过是不同文化碰撞之余的副产品，事实上，中国奢侈品的异国之旅，经历了传说、贸易、掠夺与逃逸的历史过程。

现在，外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想像，主要来自不同国家的唐人街所浓缩的那些生动标本，它包含了从周易、禅宗、八卦、风水、中药、功夫、京剧、书法到舞狮舞龙这样一整套传统生活方式的道具和仪轨，雅俗精粗无所不包。同时中国文化在西方国家仍然相当边缘化，充斥着西方式的猎奇、想像和假设。

在这种背景下，很难想像会有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中国产品，得到全球化下的奢侈品符号意义认同——反观目前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大潮，被消费的真正主体，其实是西方上流社会文化象征符号。

在此现状下生产的中国奢侈品，往往陷入了巨大的品牌文化困惑中。

以近几年把民族元素煽乎得热热闹闹的上海滩（Shanghai Tang）为例，这个已在时尚之都纽约、伦敦、巴黎、日本等地开设了近20家专卖店的中国本土高端品牌，在被瑞士历峰集团(Richemont)收购之后，便极力撇清与“本土”的关系，不厌其烦地向所有中国人宣传：我们是成功运用了中国元素的世界奢侈品牌。Shanghai Tang最初在香港人邓永锵手中卖的是真正的“土”货——包括东方服装象征的旗袍、毛主席头像和“文革”时期的蓝布衫等，这一时期的“Shanghai Tang”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符号意义，这亦令其迅速声名鹊起。而被历峰集团注入了国际营销的概念和设计之后，Shanghai Tang这一品牌开始显得不伦不类，说到底它已经是一个穿着唐装的外国人。

而“夏姿”似乎是一个例外。2005年在中国时尚之都上海，台湾品牌夏姿·陈悄悄进驻上海外滩9号，整个拿下了古色古香的轮船招商总局大楼，这曾经是上海时尚圈的一件盛事。“夏姿”这个看上去非常中国化的名字，据称寓意为“华夏新姿”。它采用仿中国古典提花布、绳股绣、织锦缎、双色缎，结合手绘、蕾丝、绣花、水晶装饰、毛料与斜纹绸，以较为宽松的H箱型线条和维多利亚式合身与中国服装线条为主要轮廓，被国外媒体形容为《危险关系》与《花样年华》的结合体。这个1978年在台湾创立的高级时装品牌，曾被伦敦《金融时报》评为2004年度热门时尚品牌之一，并在巴黎等地设有专卖店。它最负盛名的服装竟然是棉袄，并且采用的还是鲜艳惹眼的红色调，颇有财神降临、大发利市之意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令时尚人士大惊失色的产品，竟然在全球华人和不少外国人中深受青睐，尤其在台湾本土，一些名人政要的太太们，到了非夏姿·陈不穿的地步。但这个纯粹中国象征的奢侈时装品牌，其本质上不过是满足了西方社会的东方式“好奇”，同西方主流文化认同的奢侈品，似乎还有一些距离。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存在着极其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力量的介入，中国文化强烈冲击着西方主流文化，西方社会从“猎奇、想像和假设”中清醒过来，不少人内心中隐隐约约开始认同中国文化，较为典型的是佛学和禅学在西方时尚人士中的流行；而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又深深表现出对中国发展的恐惧，被政治化后的中国文化，仍充满着对于红色中国的政治想像，它包含了所谓的“文革”记忆，伴随着人性压制论的人权叙事和民主叙事，掺和了对共产主义的敌意与对于东方君主制传统的无奈，再恶意地结合西方文化中由来已久的“黄祸”的观念，从而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妖魔化”。在这样的文化前提下，中国企业突破西方主流文化影响，去建立一个奢侈品品牌的努力，往往极容易被政治力量所消解，被扼杀在“谣言与偏见”之中。

但是中国的崛起显然是不可阻挡的现实，因此中国企业进军奢侈品市场并最终在世界奢侈品市场上获得成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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