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位出版商耐心细致地、循循善诱地教育我，试图说服本人与其合作，我除了道声感谢，别无他言。我向来不把文学当作一条高速路，可能不喜欢没完没了的路障吧，就像不习惯谁来编辑我的自言自语一样。

但是一条短信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会儿，发信人希望我助其发表文章，言辞恳切，心情急迫，他的要求简单易行，为他介绍一两位散文编辑，顺便帮他引荐一下。见过短信，便浏览了他的几篇，不难看出，他正在文学小道上负重而行。所谓负重，即思想复杂了一些，越想出名，就越想走捷径，把名作家的一席谈当作金科玉律，亦步亦趋，结果，被这些东西束缚了。说到底，是“出名”的念头束缚了他。可以理解他的心情，文章是否发表在哪里发表是当今文坛是否接纳某人的标志，填简历，简历的内容之一必须注明文章的发表情况，君不见好些人在某个犄角角落划了个豆腐块儿也赫然贴在简历上，这些，无疑把发短信者唬住了，沉重得喘不过气了。我尽可能回答得直接了当一些，“在文学路上，关键是要有好作品，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出了精品，再加上伯乐的赏识，离成功就不远了。”这样的回答，明显犯了模糊概念的毛病，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精品，历来是纠缠不清的问题，这是典型的诊脉不开方的路数。

唉！今天，还有人执着于文学，已经很难得了。突然想到一个人——张爱玲，无来由地想起，这之间没有前后呼应的俗理。

抗战时期，左派作家出于对张爱玲的爱护，希望她不要急于在国破山河半存的时候发表文章，等到河清海晏再发表为时不晚。如果她遵从好心人的建议，上海孤岛就不会开出她这朵罂粟花了，不管开出什么花，张爱玲出名了，这符合其“出名要趁早”的心理。

她的出名，不免落下倾国罹祸个人获益的口实。她能迅速蹿红，固然与其过人的才情有关，才情有多高，有她的作品为证，这里不用赘述。至于胡兰成后来对张不吝溢美之辞，极尽夸耀之能事，后人大可不必当真,他曾撰文说，张爱玲未曾有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她所不能描写的，只要她略微想一想，都可以说得明白，简直能够使万物自语。胡兰成怎么夸张爱玲都不为过，毕竟，张是他晚年最后一道丰盛晚餐，推出来大宴宾客，讨得一点好处，文辞华丽自然是免不了的。胡的言论把张爱玲写作才华神话了。而夏志清先生在1957年、1961年，把张爱玲封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中国作家”，张爱玲去世之后，他又说， “‘古物出土’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表示敬佩，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夏志清先生在海外华人文学界的声誉很高，他的评价把张爱玲推向了顶峰。

张爱玲迅速窜红是有诀窍的。她在《论写作》一文里写道，“要迎合读书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原刊1944年4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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