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应邀参加中国休闲文化论坛，组委会让我作一个40分钟的演讲。我初拟的题目为《慢生活与媒体使命》。不料拿到印刷出来的日程表时吃了一惊，工作人员将“慢生活”错打成了“漫生活”。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不改。

据说最早反对快节奏生活的城市是罗马，后来这一呼吁得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赞成，慢生活的概念应运而生。中国也加入了慢生活的行列，舆论呼吁比较集中的是要求更多的假日、减少工作时间、少吃快餐。这些目的明确的行为在我看来并没有进入慢生活的核心。人们的对时间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过去。

勤劳一直被传颂为中华民族的美德，蜜蜂遂成为宣传典范；虚掷光阴几与偷窃无异了。传统道德里，人们对时间始终保持着敬畏之情。《淮南子》一书系统地阐述了自然的变化与尊重天道的法则。书中的“时间”由“二十四节气、六度法则、二十八宿”等所指代。道理说白了，就是人们的生活规律必须符合节令。人们对时间的敬畏源于对自然界的无知，但是在时间消费上的保守意识促成了一个错误的致富逻辑：只有不停息地劳作才能获取财富。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商人行为不是正道。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重农抑商。即便进入了商品经济阶段，食利层（靠银行利息过着悠闲生活的族群）从来也没逃过舆论的谴责。因为他们不作为。

从事地产事业的冯仑在谈及中国富人对待时间的态度上表述得非常有趣：过去我们都是苦孩子，在赚第一桶金时是把时间当作生产资料；后来发财了，我们开始学会将时间当作消耗品。

将时间当作消耗品的前提是要秉持开篇谈及的“漫生活”的态度，即对时间漫不经心，要学会漫无目的，无所思，无所为。不过，从将时间当作敬畏的法则，到将时间当作消耗品，其间的间距不亚于刘翔的110米。

中国的出口产品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养活了大批企业，也使企业主长期养成了“人多力量大”的惯性思维。出口导向甚至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主体特征。上万亿的美元储备在美元不断下跌的形势下逐渐成为包袱。劳动密集型早在九十年代就露出败相，知识密集型才能在国际交换中获得优势。为什么从劳动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如此之难呢？仅仅是因为人口众多吗？勤劳致富的低级财富逻辑害了中国人。单这一条就够补登金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修订版）。

前段时间与香港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吃饭。席间我问他，中国何以出不了奢侈品？他说你对比中国产品和西方奢侈品的广告差距就清楚了。中国人的广告多数将功能写得明明白白，就怕吃亏了；西方奢侈品广告更多是给你制造梦幻、讲历史，在情感上收拾你。广告差距的核心是创意的竞争。中国人急功近利，喜欢模仿、抄袭。所以北京的“秀水街”，上海的“华亭路”、“襄阳路”令囊中羞涩的中外游客流连忘返，也所以人们在纽约的苹果概念店里面对现代设计的精湛与绝妙不免望洋兴叹。

聪明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成为创意上的输家呢？。原因出在勤劳致富逻辑的另一面——对时间的极端攫取与功利使用。中国的企业近年来突然喜欢上搞极品香烟、极品酒，将价格标高，制造稀缺与身份，他们只看到LV、PRADA、GUCCI在价格上疯狂的一面，却忽视了品牌在对待时间上的态度——“漫生活”。

于是，“极品”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它要与“奢侈品”分道扬镳。“极品”错不在赚快钱上，却误在策略上。“奢侈品”也赚快钱，但人家刚开始是有着不打算赚钱的心态，一门心思与你讲骑士上衣的丝织品如何启发了爱马仕丝巾的创作灵感、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和 “猎豹”胸针的曲折情感云云。所以奢侈品公司的公关们热衷于给媒介快递制作精美的光盘，让记者参观位于凡登广场上的旗舰店、拉考奥克斯费村庄里的研发中心，甚至不惮重温品牌缔造者的心灵史，以期寻找到意外的灵感。

马克思以他那时有限的能力对未来社会做了出格的想象：劳动成为谋求幸福的手段。

我以为，那时货币肯定失去了交换的功能，时间不再具有物理学的意义，街道上飘舞着散漫的灵魂，每一个生命都在各自自由的轨道上无所顾忌地生长直至离场。

相对奢侈（那时不存在绝对价值）的事情还是有的，就是像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缺席的时间概念发出感叹：我在测量时间时，我就是在测量我的自己的处身啊。

编辑：孔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