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颖
出镜专家:曹子策(国际心理学专家)
上流社会是有闲阶级的产物,他们不一定有钱,可以很穷,但是应该有荣誉感,能够为荣誉而战。普希金就为了爱情和荣誉决斗而死,在欧洲的战争中,上流社会贵族的这种为荣誉而战的精神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上流社会的少年都出来应战。中国人有这样的精神,但是中国人大多表现出来的是为国家而战,不是为自己而战,“长河多情,应知八百壮士吟国殇。”八百壮士本身不属于上流社会,不是贵族,但是为荣誉而战的精神,是贵族精神。
和平年代上流社会拥有的精神气度,简单地说就是“怡然自得”。举个例子,就是吃顿饭的时候,会安心地没有杂念地体味这顿饭的美味,而不是想着未完成的工作、孩子的教育问题。在古代释迦牟尼他最拥有这种气度,而中国人也有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拥有上流社会的精魂,但是没有上流社会的物化圈落,因为我们太个体,中国人信奉“自扫门前雪”。
盛世之下,几代聚富之后,相信会有上流社会,但是中国式溺爱却是出现上流社会的阻力。中国人很溺爱孩子,所以有“富不过三代”之说,第一桶金充满血腥,第二代是努力与维持,第三代却容易把这些给败光了。中国历史上最可能出现上流社会的朝代是清朝,国外贵族的子弟世代承袭爵位,不用工作也有俸禄。清朝的八旗子弟有些类似,但是不只在八旗子弟中没有形成上流社会,连在清朝的士子中也没有形成上流社会,大抵就是因为中国式溺爱和兄弟间的争权斗争所决定的。
编辑:孔庆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