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进大学”
在肖宇的作文实验进行到第三轮时，班主任坐不住了。 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是走火入魔。
这是公元2000年的初夏，黑板上粉笔写就的倒计时提醒人们，高考还有100多天。两本大约名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的东西在班里流传。
这个文科班的学生都在讨论那些“离经叛道”的文章，而肖宇走得更远一点。他接连三次考试按新概念的要求写作。头两回，班主任，也是他们的语文老师默许了，第三次，他在那篇作文后面写上了一个很粗的红“35”——这在60分的作文里，是刚刚不及格。
很难完全还原“新概念”对那个年代高中生的吸引力。对于肖宇来说，那是某种“可能性”的释放，而对更多高三学生来说，现实考虑也是诱人的。1999年夏天的某个下午，《羊城晚报》就登出了一条报道，名字很惊人，《一篇作文进大学》。
当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几名一等奖获得者分别被北大、南开、南大等名校录取，引发轰动。“可以不参加高考了，这个对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一下子成了社会热点。”《萌芽》主编赵长天正是在这个时候意识到，“新概念”火了。
《萌芽》是上海市作协主办的老牌文学刊物，在1999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家面向青少年的杂志并没有什么青少年读者，“都是二十年前的年轻人在读，现在他们都成中年人了。”赵长天说。
赵长天说，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萌芽》找一些年轻作者。大赛需要推广，但《萌芽》本身没有什么号召力，“那个时候，对年轻人最有号召力的就是大学了”，于是联系大学，当时的大学中文系教授们正为八股文和充满意识形态分析的试卷选拔出来的学生头疼，加之教育部在重点高校搞文科基地班，提前招生开了一个小口，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合作。
首届比赛，4000多份来稿飞向上海。初评是1998年年底，当时《萌芽》的所有编辑都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一个编辑说了句，我这里有一篇文章非常好。于是大家传阅，赵看完后觉得这文章语言机智，对生活细节的捕捉也精到，“特别之好”。来稿者是个高一学生，叫韩寒。
赵长天第一次见到韩寒是在次年“验明正身”的复赛。
复赛通知书未寄到——评委遗憾，建议电话确认——韩寒匆匆赶来已近中午——评委临时出题，将一团纸扔进水杯——评委们一顿饭功夫，韩寒完成作文并拿下一等奖。这就是被媒体、出版商、粉丝传播了无数次的“杯中窥人”的故事。
赵长天那天吃饭回来，看见韩寒已经考完，在旁边看一本《欧洲哲学史》，这让他印象深刻，“一般大学生，如果不是学这个专业，可能也不会看吧？”
由于媒体的持续关注，首届新概念获奖作文选大卖60多万套。第二届，全国各地的来稿超过了2万。赵长天说，新概念自第二届起，开始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当然，发展到出版社编辑站在门外候着，拉到一个获奖者就承诺“什么都出”，这是后话。
起码在当时，韩寒的第一本书就面临难产。
《三重门》手稿最早是由赵长天推荐给了上海一家出版社，在那里躺了几个月，附上“一大堆意见”后退回了。“意见”的大意是文稿阴暗晦涩，不够阳光，可能会误导青少年。
赵找到韩寒，听他的意见，但韩寒拒绝按照那份“意见”修改。
转机出现了，作家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袁敏从报纸上看到一篇题目为《语文考试60分的孩子写出长篇小说》的报道。在和赵长天沟通后，她拿到了这篇小说的复印手写稿。
看完手稿，袁敏就明白了它被毙的原因，“那些文字（批判教育制度）非常有锋芒，不过这些看似出格的内容，正是小说的价值所在。”
袁敏提了修改意见，让韩寒做了一些“有分寸的处理”，随后又请来自己的老师，也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的曹文轩作序。“他当年囊括了所有国家级大奖，是主流作家，由这样的作家来作序，这对《三重门》顺利和读者见面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初审到出版，花了一个多月，2000年5月，第一版见光。出于谨慎，出版社只印了3万册，结果三天就告罄，“马上加印，很快就到了几十万……到现在，正版已经超过200万。”袁敏说。
当时的媒体也像发现金矿一样追逐着韩寒——这位他们眼中的“少年叛逆者”。解玺璋（解玺璋腾讯博客）那时在《北京晚报》任文化记者，他也跑去采访韩寒，他喜欢《三重门》里韩寒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他的出来，是对青少年主流写作（《花季雨季》太主流啦，他补充）的一种反抗，我是很支持这种东西的……因为我觉得文学应该是民主，而不是专制的。”解玺璋自称老愤青，当时写了一篇《放飞一只自由鸟》以示支持。当然，那时的他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会被卷入一场韩寒与别人的嘴仗。
坊间传言，《三重门》还引起了宣传部门的注意，特别调看了几次，但没发现什么问题。
肖宇并不知道《三重门》。2000年7月，他参加了高考，按照班主任对作文的要求，老老实实地就《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写了一篇800字的议论文。
同一时间，在北边的湖北省，一位考生写的是韩寒，以“教育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立论，希望大家“为韩寒让出一条道”——这是曹文轩序中的原话。
肖宇同寝室的王童，山东人，大一时还是个文青，曾在寝室里朗诵他的诗作《也许，方的轮子跑得更快》，他把《三重门》隆重推荐给了肖宇和其他舍友。
肖宇和王童当时上课的教室在走廊尽头，有点狭长，他们总看见王童伏在最后几排奋笔疾书。后来，王童解释说，因为拿了新概念一等奖，有出版社找他，希望他能写一些“青春校园恋爱题材”的故事，他试着写了一个月。
“后来放弃了，我直接把人家拒了。出版社要的是能大卖的，和我喜欢的不搭调……让我写一篇好文章，我有信心，要写一本书，而且按他们的要求，这个不好说……一旦答应人家签了约，你就只能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
他们的同班同学、同样也是拿了新概念一等奖的郑芸，最后也没有选择文学。
《萌芽》杂志最近在新浪挂出一则寻人启事。“寻找那些当年的获奖者，想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做什么。”赵长天说。
明年是新概念作文大赛10周年。回顾这么多次比赛，赵长天觉得创造性最强的还是第一届。“那是真的一点框框都没有。现在呢，从文字、技巧看更好些，六七万份里可能有一万份可以达到发表标准的，但你要挑出非常非常拔尖的，就很难。”
“还是有雷同，比如一开始表达父母离异的小孩心理，当初看了很伤心啊，后来这样的东西很多，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模仿……”
2000年有韩寒，2003年出了个郭敬明，《萌芽》推出的两位80后出书即热卖，并在类似“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这样的评选中力压名家——媒体也乐于把这一点写进标题，尽管常常在后面装模作样地加上“引发争议”等字眼。
“新概念颁奖典礼，有编辑就在门口等着。你一得奖，就问有没有稿子，要和你签合同。特别是《幻城》出来了以后，”赵长天说，“可以理解商业出版的某些做法，但有的事做得有点过，比如说有些出版社答应这些年轻人，一字不改，通通给你发。要知道即使是《收获》，对来稿都会提出很多意见，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
“现在我觉得青春文学的市场已经有点做坏了，太滥了。”他说。
也有网友公开质疑：青春文学市场形成固定生产线，《萌芽》恰恰是始作俑者。“新概念炒作，《萌芽》力捧，出版社运作，媒介锦上添花。”他这般概括。
江西的一位诗歌爱好者，比90后稍大一些，虽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感觉诗歌在文坛上“出路不大”，便试着写了一部青春小说。
他联系了出版社编辑，编辑看罢初稿后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很多，就按《萌芽》的风格改，不然就不好卖。“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萌芽风’，很多人觉得这样写才叫性格。”他愤愤不平。
作家陈村说，新概念作文迎合了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和社会的其他变化是适应的。“我97年上网的，这十年间慢慢出现了民间写作。说起来我们以前也都可以写作，但是不能发表，就这么一点报纸杂志。我99年在‘榕树下’做过，那是最大的网络文学网站，出现了无数作者，这种风潮慢慢走向全民写作，它有民主的一面。”
无谓的骂战？
但“全民写作”在更多的时候呈现为“全民开讲”或者“全民开骂”。2005年，23岁的韩寒开博。2006年，有了被陈村称为“自有汉语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骂人”的“韩白之争”以及一系列“骂架”。
韩寒的好友、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刘嘉俊在2003年时曾这样描述韩寒的拥趸（那时，“粉丝”指的还只是一种食品）：“有些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存了所有韩寒的新闻报道，从退学到《三重门》的出版。比平时做课堂笔记认真多了。”
现在，“韩粉”们离开了起居室，站在了“最前线”。解玺璋因为在“韩白之争”中对记者说了句“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绝对大嘴巴扇他”，博客遭到围攻，几乎在“骂帖”中沦陷。
在陈村眼中，超女是民众取得一种推举自己偶像的权利，“韩寒也是一样吧，他说了小朋友们不敢说的话，小朋友们以韩寒为突破口，取得了一种话语权……”
“但韩寒是个聪明人，他骂作协，但你看他骂过《萌芽》没有？他不会把话说绝，把路走绝。”
作家李师江觉得，韩寒博客只是“捡软柿子捏，炮轰高考啊，抓住王蒙的几句话做文章啦，说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他知道如何以伪叛逆的形象去迎合大众的胃口。这未必是他有意为之，但他从不谈论真正的社会问题”。
百度韩寒吧的会员到现在也不过5600余人，尚不及一些二线超女，而在博客的发言制度下，其实只需要几十个活跃的“韩粉”就可以制造出“万人齐吐痰”的景象。这种景象先是被追求眼球和点击率的市场化媒体怂恿并传播，接着又一度引起了官方媒体的某种特别兴趣。
洪晃曾在博客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在她写了一篇批评韩寒的文章后，不出意料地遭到了网络围攻，某电台编导来电，希望被骂的她就“净化网络语言”的必要性发表看法，她很不配合地说，“那我肯定还是宁愿挨骂吧。尤其不喜欢‘净化’两个字，直接联想到半个世纪前，一个奥地利人要净化日尔曼民族，比挨骂要恐怖。”
结果第二天该编导来电，说“访谈推迟了，以后再联系”。
2007年9月9日，另一位被韩寒“骂”过的人——女诗人赵丽华（赵丽华腾讯博客）在自己的博客和关天茶社同时贴出了“‘赵丽华诗歌事件’周年祭”，要“把倒霉的一章彻底翻过去！”
她这样描述事件发生后自己心理的变化，朋友请吃饭安慰她，“在饭桌上他们也经常拿‘国家一级’这个词乱用，给我照相，我不笑，他们就说‘给我们来个国家一级笑容！’我说我一笑怕有皱纹，他们马上说：‘那也是国家一级皱纹！’，时间久了我逐渐有了娱乐精神，脸皮也越来越厚，以前的羞辱感也逐渐变轻了一些。”
“真正有文学天分的‘80后’不是那几个写畅销书的作家……这个时代的某些特性和我们的文学发现机制，决定了一些大才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广为人知的一定是哗众取宠的人。不单纯是‘80后’，‘70后’、‘60后’均如此。没有办法。”
当然，对于诗人的抱怨，韩寒会说，这是“纯粹为自己商业上的失败找理由……你自己的书卖不掉，你怪谁去，怪市场，怪这个时代很浮躁，什么都怪，你就是没有怪过自己。”
韩寒也承认自己有商业性，但他说那属于“被迫的商业性”，“我只是写书，写完以后出版，书卖得好了，是我的幸运，卖得不好那是我倒霉。”
但一位文化记者并不完全这么看。“我觉得还是有利益在里面吧，你看，（他的话题）大部分还是在出书之前吧……没办法，这就是名人效应，比如在博客里又骂谁了，你就算知道他是炒作你也得做，而且说实话，他也很会骂人，骂得挺到位的。”
“他写《三重门》时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叛逆，现在他已经算不上叛逆青年的代表了，”解玺璋说，“对社会采取批判态度，这是最根本的。他是一种玩乐心理，不是批判，撒撒娇骂骂人，你能说他叛逆？”
而陈村却说，“上帝是鼓励人另类的，因为鼓励物种的多样化，不然猴子就变不成人，但你死不死上帝是不管的。他有很多安全系数的，一条鱼产很多颗卵，没几颗最后变成大鱼，很多卵在这个过程中死掉，损耗掉，上帝眼都不眨的。但我们是人，上帝不对我们负责时，我们应该对自己负责，找一条相对比较安全的路。”
“当然，这是很‘腐朽’的想法咯，年轻人会很讨厌的。年轻人有时间，不必去和老头子PK。跟老头子PK就是自己不想长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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