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一种登峰造极的讲故事的艺术，姜文无疑是个中高手。

从《芙蓉镇》到《太阳照常升起》，姜文故事在不断变化，自己也从故事的主角变成了主讲，但有一个故事是从来都没有变的，不论是“我爷爷”还是“屠城校尉李   ”，都是以最原始鲜活的生命力去突破一切限制，那是生命本身的魅力和尊严，这也是姜文自己的故事，他要说的是：作个爷们儿很重要。
 
中国的故事总是要宣讲一种道德判断，连贾宝玉都说“除明明德外无书”，但姜文却说，“只讲道德故事的，那不是个好东西”，他不是在说道德不重要，而是说，他自己更愿意去强调一种生命力，“没有哪一个好的电影不在追求生命力。”他要用生命力去超越道德，他不要那么多曲折，他要“当下便是”，他和他那些生猛的角色是一群妩媚的汉子。道德是重要的，但生命孱弱的道德是可怜的，姜文是对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爷们儿气”太过稀薄了，姜文或许矫枉过正，但这仍旧是必需的。 

要说比姜文富有的人，那多了去了，但对这种“爷们儿气”的自觉和珍视，姜文则更胜一筹。中国的财富圈人士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精致的一群人，他们不单衣食考究，他们的自我控制、举手投足、表情做派、文化修养也都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逐渐精致起来，在姜文看来，这些都无可厚非，甚至也都是好事情。但是，买卖人发了财和艺术家的成功毕竟是不同的，买卖人会装点门面，要将自己变得配得上口袋里的钱，虽然也有艺术家将自己当成买卖人，可姜文不行，也不为什么，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他喜欢“不精致”。这恐怕就是圈里圈外盛传的姜文的“个性”的根源所在，但姜文并不觉得这对他有什么影响，拍电影必须和买卖人打交道，他也愿意和买卖人打交道，投资人是要赚钱的，就像厂商的人必须把相机造好，才会有摄影师能拿它赚钱一样，电影人和买卖人术业各有专攻，或许不是所有的买卖人都喜欢他，但买卖人的境界也各不相同，那些明白的买卖人还是喜欢姜文的，他们愿意给姜文备足了钱让他去拍片。在《太阳》之前，也曾经有几千万的美元或欧元摆在他面前，但姜文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所以不敢轻易动手。当然，买卖人喜欢姜文也不全是看好他的才华，也有人会看中他的为人，愿意和他交朋友。好在，在电影圈中成功的买卖人大都是同样有个性的，否则姜文就太寂寞了。

姜文曾经说，他要用镜头表现的是那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他拒绝用从前的某个角色来重新诠释“爷们儿”这个概念，因为这本来就不是用语言能够表达的，“什么是爷们儿？不是娘们儿就是爷们儿呗！”但怎么着才能够不是娘们儿呢？所有的角色都会只能表达爷们儿的一个方面，掉进这些角色里，爷们儿就被限死了。姜文甚至说，从前演过的电影他有些记不清了，在谈论爷们儿这事的时候，就更想不起来了。说起《太阳》，他在里面的角色还是一贯的生命力旺盛，“每个能够进入电影的人物，都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戏剧性”，而姜文最关注的仍旧是人直接面对自然的那种野性与其他一切羁绊的冲撞，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有机会拿起摄像机去表现他所表现的东西，这是好事情，姜文觉得自己不过是其中之一，他也要讲自己的故事。他总是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姜文的故事并不好讲。 

姜文说：“这种爷们儿气的不足，到处都很容易观察到”，“这是个农转非的过程，会结束的，中国人的爷们儿气还会回来”，“有些社会是靠爷们儿气起家的，比如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在一片荒地上，必须靠爷们儿气才能成事，所以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和一批这样的电影。这种精神延续到今天，谁如果长得没爷们儿气，还真就当不了总统。美国的一家之主必须得会做手工，钉钉房顶，修修地板等，弄弄管子，你看阿瑟·米勒的戏里面，那个爹就总在干这个事情，《老人与海》也是这样。动手能力，自个儿到自然界淘食儿的能力很重要，这也是一种精神。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靠的不是这种精神，不是靠人性自身的这种快乐，而是看谁叨着机会，找个关系，然后得空写点算盘经。这个东西显然是社会构成不一样造成的。或者你想，靠关系这个事就很容易把人弄得了，比如说套磁，一套人就了。牛仔怎么套磁啊？不跟你套磁，不行咱俩就练吧。咱们这不行，咱必须得‘大哥……’套套磁，然后再……，甭说大哥了，大爷……所以我看很多买卖人为了得到更好的利益，或者嗅到更多的钱，那是真正的三陪！那比小姐还精益求精。” 

“这种情况确实会造成中国的爷们儿气不足，但这会不会长久，能不能未来总这样？我看不是，这是农转非的过程中，它在转嘛，具体能转到哪里，非到哪里不好说。这种情况恐怕也不只是今天才产生的，其实从清末以后，甚至从清朝开始就已经这样了。清朝最初也是外人，现在说是一家人，其实一家人是后来的事，当初人家也是占领你、压迫你的，你得称自个是奴才。你说哪有一个社会冲另外一小撮人整天奴才长奴才短，这还好得了？这哪有精神啊？从那就建了这个根了，这毒挺深的，非常深，还甭说一般人，就是李鸿章见了慈禧也得自称奴才，这还好得了吗？这就全拧了！然后经过后来的乱七八糟，反正是农在转非，这时候你瞅吧，我现在都觉得都是个乐儿，挺好玩的。” 

这么一大段话，姜文一口气说完，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酣畅淋漓。可他意犹未尽，点了根烟接着说：“我父亲是当兵的，1947年就参加解放军了，我小时候跟他那些战友们接触，尤其是那帮刚从朝鲜回来的，也还都有爷们儿气，真正上过战场的，那些人还都有。我觉得这东西会回来的，也许不是马上，但会回来的。”这让人立刻就想起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马小军，一个人对着镜子，挂上父亲所有的军功章，弄一安全套假装是飞机，结果闯了大祸。这大概是姜文和王朔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是那个时代最为标志性的场景。但后来，大家长大了，都西装革履，人五人六，只有那个骑着扫把的傻子依旧活在那个英雄的年代里。姜文是马小军吗？还是那个执迷不悟的、宁可骑扫把也不坐汽车的傻子？ 
姜文说，他自己这大半辈子做的事情，有意识无意识地都在呼唤这种“爷们儿气”的回归，“因为我觉得那么着对，那么着有劲，它是一种人和自然的关系，否则就成了一种苟且的关系，我觉得那就不太对，虽然有成事儿的，但我不羡慕。”他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件事，大概就是因为父亲是军人的缘故吧。

姜文言谈之间颇为欣赏美国建国初期的那种劲头儿，也非常崇敬约翰·韦恩，后者是好莱坞历史上最伟大的西部片演员，他的影片被誉为是“向世界展现了一个理想的美国人的形象”，甚至用来鼓舞军队士气，而且和姜文一样，他也是戏里戏外如出一辄的人，他甚至曾经多次要求参军。姜文说，“那个时期的好莱坞的硬汉很真实，让你觉得他就是那样的人，如果真遇到非典或者什么事，这哥们儿自己能把事办了，现在的好莱坞也不如约翰·韦恩、肖恩·康纳利那个时候了，这可能和它的电影过于商业化，必须拿些东西出来吆喝事儿有关系，现在是学韦恩，一学就完了。中国也这样，导演会说，你给我来个硬汉型，来个挼型，也是学。”姜文说，这就是他和好莱坞的不同。 

从《红高粱》到《太阳照常升起》，姜文诠释了各种爷们儿，其实也体现了他自己在不同阶段对“爷们儿”这个事的不同理解，但他自己说：“不知道，我没想过，也许不同吧！”还好他没想过，不然就全假了！

如果说姜文真的那么“个”，那么特立独行的话，那可能不是他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的问题。财富阶层的日趋精致化，难免会显得有时不那么阳刚，但这个圈子是多元的，就像姜文说的，真正成功的人都是有个性的，他说自己不够格进财富阶层，“真正有钱人，那都得论亿吧？”也许那些够格的人也该想想，除了“论亿”之外，中国的财富阶层还需要些什么来支撑这个社会。 “作个好样的爷们儿”不只是姜文的追求，也是所有中国男人的梦想，不然，也就不会有姜文了。